米粮山下,汉水之滨,这里是“高山流水”典故的出处,亦是“伯牙摔琴谢知音”所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湖北省琴断口监狱就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集镇上,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一起贩毒案件的服刑犯人田某。
“我本以为再也出不去了,没想到还有希望。”从侦查环节拒不认罪,到检察环节主动认罪认罚获得从轻处罚。会面田某时,记者没有见到想象中的颓废面孔,相反他眼中充满了希望,“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这是法律给了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从18个地区试点到全国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这项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如何具体实行的?效果如何?检察机关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河南郑州、湖北武汉两地检察机关。
“认罪认罚从宽+速裁”提高司法效率
从开庭到宣判仅用时不到10分钟!4月17日,在武汉,记者旁听了一起轻刑案件庭审,亲身感受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组合拳”对司法效率的显著提升作用。
出庭支持公诉的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徐英告诉记者,速裁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快”。一般而言,认罪认罚的速裁案件在检察环节要在10天内办结,在审判环节也要在10天内审结。庭审过程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并当庭宣判。
2016年9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北京等18个地区试点以来,检察机关对该制度展开深入探索。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之完成了从试点试行到全面推行的转变。
据河南省登封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王朝锋介绍,自该制度正式实行到今年3月中旬,登封市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239件289人,适用率达57%,适用范围基本涵盖了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所有常见罪名。
“从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不是沉默就是极力辩解,现在我们去提讯,他们都主动问能不能认罪认罚从宽。”说起这一制度的“知名度”,王朝锋深有感触。
如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融入到具体办案中,登封市检察院摸索出了不少“独家经验”。
“从试点开始,我们就在合并、简化文书上下功夫,这也是提高办案效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王朝锋介绍,原有的常用办案文书多达18种,现在全部进行简化,比如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合并为一份,从前需要三道程序的工作一次性完成,达到提速办案的目的。
文书简化了,其他制约司法效率的问题仍待破解。例如,绝大部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都是轻刑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时间短,但如果一次仅办理一个案件,开庭路上的“跑腿”时间都会超过庭审时间。
针对这个问题,“四集中”办案模式应运而生,这也是登封市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办案亮点。通过“集中批量受理速裁案件、集中审查起诉阅卷、律师集中见证具结、集中批量出庭支持公诉”,该院真正实现了通过速裁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目的。
好经验、好做法在武汉市检察机关也不少。除繁简分流、简化集约办案流程,实现“简案快办”外,武汉市检察机关还探索将“智慧公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紧密结合,用智慧检务为办案工作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武汉市硚口区和汉阳区检察院试点运用“智慧公诉”系统办理认罪认罚案件418件,占已诉认罪认罚案件的65%。此外,武汉市检察院作为湖北省研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试点单位,可提供“简案快办”“繁案精办”等不同办案模式。同时,该系统还具备电子卷宗识别、智能辅助阅卷、精准化量刑建议辅助等功能。
为创新社会治理贡献检察力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不仅在个案上提升了司法效率,更在创新社会治理层面贡献了独特的检察力量。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通过主导落实该制度,更有效地促进了嫌疑人、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重新点燃生活希望,有效减少社会对抗,从而也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
谈起正在琴断口监狱服刑的田某,武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晓华仍记忆犹新,这个案子是该院运用普通程序办理的首起重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合议庭当庭宣判,被告人明确表示不上诉。
“被告人田某非法持有毒品1000余克,被抓到的时候,毒品就在他身上,但他就是不认罪。”本案的另一名办案检察官朱明说,打了几次交道后,检察官了解到田某是觉得“没希望了”,所以抗拒情绪严重。
朱明告诉记者,为了解开田某的心结,他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仔仔细细地跟田某讲清楚,田某的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并且第一次作了有罪供述。
和记者说起那段受审经历时,田某有些严肃,“当时通过委托律师知道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我已经快50岁了,想着肯定出不去了,还不如不认账,当时不知道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后来为什么转变了想法呢?”
“检察官跟我详细讲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让我知道如果认罪认罚就有从轻的可能,我觉得自己还有希望。”田某语气平和,“从宽后,我被判了12年,出狱后还不到60岁,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还能有机会开始新生活。”
对许多像田某一样走入歧途的人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味着什么?通过与多个案件被告人交谈,记者慢慢找到了答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能减轻他们的对抗情绪外,更让他们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努力投入服刑改造,对新生活再度充满憧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轻微刑事案件”集中的基层检察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往往能拯救一个家庭,让情节轻微的“小案件”不再有“大冲击”。登封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金章最近办理了一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小案子”。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焦某。
“那天,我母亲特意做了手擀面,吃晚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饭后,我开车去隔壁村买烟,没想到被查了……”焦某告诉记者,事后他特别后悔,当时不该抱有侥幸心理。
陈金章对记者说,焦某系初犯且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诚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孩子正在上学,被判实刑的话,一家人就断了经济来源,整个家都垮了。”该案情节轻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适用缓刑,不但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同时能安抚家属情绪,拯救一个可能被“冲垮”的家庭。
那么,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是出于自愿,而非被强迫呢?这就要提到修改后刑诉法设置的“值班律师”制度。
根据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湖北丰海律师事务所的值班律师刘奥对记者表示,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徐英提及,武汉市硚口区的一项特色创新——值班律师全程法律援助化,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值班律师接受司法局指派,取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身份转变成法律援助律师,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见证,还可以深度参与案件,提供更全面的法律帮助。
值班律师在见证认罪认罚案件具结过程中,常常需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是否认罪、受何种程度处罚等法律咨询服务。王朝锋告诉记者,登封市检察院在该制度试点期间就建立了“值班律师阅卷制度”。该制度不仅能为值班律师见证认罪认罚具结提供便利,更能保证见证具结工作有效开展,同时对落实修改后刑诉法中提到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要求,起到了推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检察机关的主导推动下,郑州、武汉两地检察机关普遍设立了值班律师办公室,各项工作不断细化,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更趋完善、更有力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
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了解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后,各地均积极适用该制度,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扩大该制度的适用率,也是检察机关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实践中,这种主导作用如何具体体现?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张晓津告诉记者,首先,认罪认罚协商过程是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进行,对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决定权在检察机关,这是检察机关审前主导作用的重要体现。其次,充分调动值班律师的积极性,与他们一道共同实施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次,主导作用还体现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更加重要。根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一般应当”意味着以采纳为原则,不采纳为例外,对这些例外情况法律有明确规定。
记者注意到,为做到精准量刑,郑州、杭州等地检察机关出台了相应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指导意见,供办案检察官参考。武汉市许多基层院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精准量刑建议的“独门秘籍”。例如,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探索了“表格化精准量刑建议”,根据量刑建议的四个步骤、四个层级等计算方法制作表格,量刑步骤、情节、方法一目了然,便于承办人根据具体案情构建精准统一的量刑尺度。据了解,自“表格化精准量刑建议”推广以来,该院速裁案件提出的确定刑量刑建议达100%,采纳率高达99.83%。
如何更好地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呢?张晓津给出了重大“利好”消息,“目前,最高检已经成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含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指导组和量刑建议研究指导组,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整理认罪认罚指导案例,力求尽早为各级检察机关提供具体的办案参考”。
此外,张晓津还告诉记者,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正在研发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版本,通过大数据技术,不但能提供同类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参考,还将通过人工智能提供精准量刑建议辅助。
